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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克欢 踩着别人脚印走 狼肉贴不到狗身上

2018-10-1013:56:51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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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在台湾著名剧作家姚一苇先生家中作客。中间为姚一苇,右一是姚先生夫人李应强

◎答题者:林克欢

◎提问者:木子吉

◎时间:2018年10月

简历

林克欢,戏剧学家,国家一级评论员。历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文学部主任、院长、艺术总监。

著有剧作《转折》《报童》(均为集体创作),专著《舞台的倾斜》《戏剧表现论》《戏剧香港香港戏剧》,文集《诘问与嬉戏》《消费时代的戏剧》《分崩离析的戏剧年代》等,并编著《〈红鼻子〉的舞台艺术》《台湾剧作选》《林兆华导演艺术》等。在200多种国内外报刊上,发表了300多万字的艺术评论、文艺随笔、文化论述及美学理论文章。

林克欢先生书房的四壁、中间书桌,几乎所有的空间都挤满了书,满满当当壮观得很,另有两柜摆放得整整齐齐的以前剧目的录影带资料和光盘,林先生自我解嘲地说:“满屋皆输。”林先生“文革”时眼睛被弄坏,很难想象他是怎样常年拿着高倍放大镜看书写字,“我写很潦草的字,然后荫宇帮我打出来。”在一个个长夜他伏于案头,用残疾的双眼研究写作,攀到了戏剧巅峰,向大家讲述看不见的风景。

林先生个头不高,谈话中广东话的味道很重。语速稍慢,但说出的字字句句感觉很有力,很深刻。平时在家都是林先生做饭,“来北方这么多年,不习惯也习惯啦。”“这个菜心的根部里头有白芯,放得久了不新鲜。”煮粥煲汤下面条,就算简单的家常菜,林先生也很用心。

林先生今年78岁,他和老伴林荫宇一直以一种戏剧人的敏锐紧密地关注着当下戏剧的发展动态。近几年,越来越多国外的戏来国内演出,NT Live(英国国家剧院现场)、日本新感线 GEKIX CINE系列戏剧影像等戏剧现场也被引进,戏剧的声光电色好像早已经不是我们之前认识的那个戏剧。在各类大大小小以文青为阵地的演出中,最潮的一道风景莫过于剧场里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携手同行的身影,他们是林克欢先生及其老伴林荫宇老师。有一次两位老人午夜十二点牵手走进蜂巢剧场观看演出,简直不能再酷。

1您1965年毕业于暨南大学中文系,当初是怎么接触戏剧的?

20世纪60年代毕业生不需要找工作,国家分配。1965年8月初,我们班的同学参加完“四清”运动,返回广州分配工作,我留在肇庆替四清总团写总结报告。到了中旬,学校给我打电报:你赶紧回来!我赶回学校时,老师告诉我:你马上去北京报到!我也是后来听说那时周总理说了一句话“文化部没文化”,决定从全国重点学校里调50名学生,我就是当时给调过来的。我到文化部去报到,连文化部的门都没进!为什么呢?我到了文化部门口,传达室说你等会儿,我们跟办公厅联系,结果一个干部颠颠跑进楼里给我拿出一纸公文,说:“这是你的介绍信,你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去报到。”我连文化部的大门都没进就到青艺了(笑)。一脚踏进青艺干到退休。

2您之前担任青艺的院长,后来为什么不干了?

2001年的时候,文化部说青艺要和实验话剧院合并,成立中国国家话剧院,我坚决反对。在跟几个部长、副部长开会的时候,我说:真是莫名其妙,在延安时期有三个剧院,延安青艺是其中之一,也是现在仅存的一个,你们一定要把它合并掉做什么呢?他们说可以叫国家话剧院,我说叫国家话剧院做什么呢?就好听啦?人家世界各国的很多剧院都说“我们有一百年的历史”“我们有二百年的历史”都很骄傲!成立国家话剧院,明年庆祝它一周年?本来可以庆祝八十年、一百年的剧院历史为什么不要了?很可笑。几个领导面面相觑问:“青艺是延安来的吗?”我说你们连历史都不知道就草率做决定,我不参与任何新剧院的工作。

3您退休后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如何?

我在香港出生,算是半个香港人。2003年底退休,2004年便被多家机构聘到香港工作,每年频繁往返京港两地,直到2016年4月才辞去所有工作。儿子跟我开玩笑,“你去香港的次数不知比去王府井多多少。”我在香港干的还是我的老本行,讲课、写稿、在艺团当顾问。十余年间,写了两本专著、三本文集,排了几出戏,这是我一生中心无旁骛专心读书写作的一段日子。

4您在香港感受最深的是?

香港是个商业社会。两样东西最重要:金钱和信用。我多次参加剧组或带队到香港演出。谈判时,经常为一笔微不足道的费用讨价还价,报表往来,繁琐得很。然而一旦签约,极少有违约的情况发生。

香港人知多识广。商业机构、文化机构在世界各地撒下的网,不是交情世故,而是一百多年来建立起来的业务联系。在许多外国公司里,老板是外国人,香港人是二把手,是实际的操盘手,以前的话叫买办,现在叫经理、代理人……他们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与英语训练,交际广泛,精明实干,香港艺术节每年总能邀约到一些世界知名艺团和最新的实验性节目,与他们对文艺思潮的流变极为敏感有关。很多小型艺团,讯息灵通,时有一些可观的节目涌现。

5您9月份刚出版了一本新书《戏剧表现的观念与技法》,这本书的写作缘起是什么?

这本书原是我在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讲课提纲。当年文学理论界的朋友正在编辑“文艺新学科建设丛书”,便将我的讲课提纲编辑成《戏剧表现论》,作为丛书之一,199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5年台湾书林出版社出版了《戏剧表现论》(繁体字版)。2012年台湾书林出版社又出了二刷。

2014年我和荫宇到77剧场观看台湾一个剧团的演出,导演是她在台湾大学教书时的学生。在演后座谈会上,台湾的好几个年轻朋友都说认识我(其实并不认识),因为他们都读过《戏剧表现论》,该书被他们列为必读的参考书。座谈会上,后浪出版社的编辑找到我,问我几时回台湾(他们误以为我是台湾人),如何与我取得联系,他们想出版《戏剧表现论》简体字版。考虑到近年来世界舞台的变化,我改写并增加了一些篇幅,成了现在的样子。

6从60年代接触戏剧至今,长达50多年的看戏写戏经历,您是否记得看了多少戏,这对您的戏剧观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如果把戏剧的变迁划分为几部分,您会如何划分?

有人给我估计应该是看了三四千台戏吧,换算成十年,就是天天看戏(笑)。

“文革”前我们所接触的东西都是现实主义的,表导演只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中国化的现实主义,事实上是佳构剧加上苏联的日丹诺夫的现实主义理论,矛盾、冲突、激化、陡转、曲终奏雅,典型环境、英雄人物,加上政治正确性,不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也难。

“文革”刚结束,戏剧界急于要探头探脑到世界去看一看,当时胡伟民提出口号“东张西望”,不少人去日本、去南斯拉夫观摩,很快就演布莱希特的东西,因为他是世界公认的大戏剧家,他是前东德的,他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我讲是给他开了一张“免签的护照”。那是个非常活跃的时期,很多新东西都冒出来了。“戏还可以这么做?西方有这么多的方法!这么多的表现形式!这么多的理论!”当时的戏剧人急于把西方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拿过来,人家近百年探索我们囫囵吞枣用十年时间什么都试过了。会感觉到模仿性很强,又是非常新的东西,像孟京辉重新演出的《我爱XXX》今天看起来没什么,但当年大家会大吃一惊,“怎么可以没有情节、没有人物、没有故事,戏怎么可以这么演?”

很快戏剧人意识到:踩着别人脚印走是不行的,狼肉贴不到狗身上。因此艺术家又回过头来想:其实我们二三十年代那些老艺术家早就提出国剧运动,提出把西方现代派跟中国传统的东西结合起来。

当代西方艺术,不论是称为“后——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都与现代派有了很大不同。从理性批判到文化批判,西方哲学经历了“身体转向”。不少当代哲学家认为,人的姿势、表情、动作,显示了人的个性和教养,人与人的差异铭刻在身体上。从残酷戏剧、偶发戏剧(行为艺术)到舞蹈剧场,都强调与冲动、激情、内驱力有关的身体能量与生命意志。

以前的戏剧可以说是剧作家主导的文学剧场,强调剧本的一剧之本,导演、表演要忠于原著。今天的导演大多不信这一套。他们普遍认为,台词固然重要,理性思维不可或缺,但身体的表现力更为重要,身体是活生生的,非逻辑的,身体动作的内涵比概念更丰富、更复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演出让我们看傻了眼。比如邵宾纳剧院演出的《信任》,导演与编舞家合作,以狂乱的肢体动作与破碎的语词的双重呈现,颠覆了台词(文学性)的独尊地位,瓦解了故事、情节在戏剧呈现中的决定意义,极大地解放了身体的能量与艺术表现力。

7您认为当下戏剧环境状态如何?

新世纪以来,百老汇已经衰落,尽管演出也很多,但主要靠游客支撑,赚钱的是坐拥剧场的房产主而不是剧团。最近十几年,做得较好的不是美国而是欧陆各国,尤其是英国和德国。新世纪到来前后,他们幸运地完成世代交接。英、法、德政府都加大了对艺术的资助,使剧院有更多资金可以向崭露头角、不成熟,但可能有前途的年轻作者邀约剧本。同时将一些四十岁上下、干劲十足的中年导演推上剧院艺术总监的位置,这促成了大量的新探索、新挑战、新突破。重视商业性,也重视艺术性,兼顾叫座又叫好。

8您认为未来的戏剧发展方向如何?

提整体性的发展方向可能会比较难,当代戏剧是分裂观众的,怎么说呢?看麻花的观众跟去看鼓楼西的观众不一样的,到国话、人艺去看主旋律戏剧的观众跟看麻花的观众也是两回事,现在是主旋律戏剧、商业的戏剧、小剧场戏剧三足鼎立,不同的戏剧为不同的任务、不同观众服务。当然也有交叉,商业戏剧也必须迎合主旋律的要求,主旋律戏剧为了不落后,小剧场的方法也会拿过来,小剧场在探索的同时也会学习麻花的娱乐性好卖票,彼此互相渗透。

像香港的某些戏剧,大制作、大投入、大挣钱,非常好看,但并不肤浅,甚至在商业戏剧里也有一些非常深刻的戏。

2004年5月中旬,我在湾仔香港跑马会演艺剧场观看了由神戏剧场制作的《马》(北京人艺译为《伊库斯》)。这是一场典型的大投入、大制作、大赚钱的商业演出。票价高达1000港币,在千余座的剧场演了20多天,场场爆满,一票难求。演出中最耀眼的部分是,六匹马由六位跳现代舞的舞者扮演,并将舞步完全融入戏剧情境之中,他们有时一字排开站在舞台后区,有时在舞台上变速移动,断断续续用舞步踏出轻重缓急的马蹄声,代替歌队的吟唱,调节演出的节奏,传递刺瞎六匹马眼睛的少年艾伦烦乱的心绪,也不妨看作马丁医生飘忽不定的回忆。六位戴着由细铁丝编织的马头面具的舞者,身材高挑,身姿健美,发亮的肌肤、矫健的舞步,闪射出身体能量与活力。持续不断的马蹄声,优美动听,又惊心动魄。马丁作为一位治病救人的医生,必须想方设法治好艾伦的精神疾病,使其重返社会;另一方面,他又一再从病患(艾伦)身上窥见自己失落了的对自然的敬畏与内在的激情。本能冲动与文明限制无解的对抗,使你心有戚戚。

9艺术顾问是怎样工作的?

戏剧文学顾问这个传统是从德国来的,德国最先在剧团里有文学部和戏剧文学顾问,然后苏联、美国、东欧一些国家也有了。80年代后期,美国一个戏剧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到青艺跟我们开座谈会,剧院艺术总监陈顒介绍我的时候说,这是我国著名的戏剧评论家,人家也就是点点头。后来陈顒偶然说到“这就是我们的文学部主任,我的戏的文学顾问”,现场六位客人全站起来,过来跟我握手。我自己也大吃一惊,这才意识到原来戏剧文学顾问在他们剧团里的地位是这么重要!后来1992年我跟荫宇到莫斯科,我们看了六十多台戏,到戏剧学院和剧院去访问,多是戏剧文学部负责接待。他们说,苏联剧院领导层叫“三套马车”,一个是艺术总监、一个是文学部主任、一个是剧场经理(另说是总导演、文学部主任、音乐总监)。我们才知道他们如此看重戏剧文学顾问。

事实上,北京人艺也非常想培养戏剧文学顾问,于是之跟我谈过两三次的,而且他们也从北大调过博士生、硕士生,几个小姑娘干了几年,最后都干不下去。我们的剧团“庙大欺客,客大欺庙”,老演员让小姑娘来给当顾问,不行。我非常幸运,“文革”十年虚度光阴,在四十岁时能给艺委会的老头老太太上课。(笑)

戏剧文学顾问是剧组的一个成员,从剧组建组以后必须从头跟到底,参加集体创作。又必须时时抽离出来,对排练和演出出现的问题进行思考和批评。但戏剧文学顾问是个实务者,不是空头理论家。导演、演员、舞美技师碰到困难找你,不是来与你探讨理论,而是要你协助解决实际问题。如陈顒导演《三毛钱歌剧》的时候,陈顒会问我:布莱希特本人对《三毛钱歌剧》是怎样解释的?柏林剧团怎么排?最近几年有哪些国家排过这出戏?有哪些不同特点?我们今天演出《三毛钱歌剧》有什么现实意义?……此外,戏剧文学顾问的工作还包括洽谈购买版权、主持制作场刊、组织演后各类座谈会、编辑专书或文集等等。

10您喜欢的戏的风格有哪些?

我什么都喜欢。我特别喜欢看好戏,也特别喜欢看烂戏,我最不喜欢看那些中不溜儿的戏。烂戏你会“哎?它怎么会烂成这样”,会去思考它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这个青年导演什么地方欠缺。这个跟我们搞批评的人的敏感有关系,这个这么烂那个也这么烂,会看到通病。我看的最多的还是实验戏剧。

(问:您认为这些年来,走进剧院看戏的观众有哪些变化?)

现在的观众文化程度也好、外语水平也好,像我们开演后谈跟国外交流都不困难,底下的懂德语的、俄语的、日语的就很多,英语就不用说,因为文化程度高就有一些欣赏和认知上的要求,现在做舞台探索的条件是最好的。

11您是最早介绍台湾戏剧到内地的,当时是怎样的机缘?

80年代初,青艺艺委会开会时,一些老艺术家问,为什么争先恐后地介绍西方戏剧,却不关心与我们同一种语言同一种文字的港台戏剧呢?当时我们没有解禁,台湾也尚未解严,那时偷听敌台、偷看港台书刊是反革命啊。我开了证明到北图报库去查阅港台戏剧资料,只有很可怜的一点东西。只好托在香港、美国的一些朋友帮着找台湾戏剧资讯。后来选择了姚一苇先生的《红鼻子》,演了60多场,这是两岸隔绝32年后,中国大陆演出的第一部台湾戏剧,引起极大的轰动,港台报刊连续报道,纷纷猜测在这个戏的背后,中国政府释放什么信息?但事实上并没有政府的操作,完全是剧院的自主行为。

后来我断断续续地向观众和戏剧同行介绍港台戏剧的消息,编撰了《〈红鼻子〉的舞台艺术》《台湾剧作选》。林荫宇更两度被台湾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在台大执教导演课程。从此人来人往,陈映真先生开玩笑地说,我们在帽儿胡同小小的宿舍,是台湾小剧场驻京办事处。

12您平时的阅读偏好有哪些,最近您在读的书有哪些?

我看书很杂,并无定向,喜欢随意翻翻。我读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尤其喜欢看明、清笔记和鲁迅杂文。我看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尼采的《权力意志》,但更喜欢加缪的《西西弗神话》《反抗者》、本雅明的《单向街》《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类的哲学随笔。

我最近读的书是阿博特·格里森等人编的《〈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

13不久前您刚做了眼部手术,效果怎么样?有什么兴趣爱好?

眼睛是老毛病了,这次动完手术半个多月来看效果挺好,我现在能看书了,以前看不到。这也是老天爷照顾,跟我同病房的病友有做失败的,至少我还能写三五年。(笑)

我刚刚闲下来两年,之前12年在香港生活还是蛮紧张的。在学校时我是踢足球的,曾任班里体育委员,潮汕籍的同学起了个绰号叫我“阿横”(粗壮之意),现在已经跑不动了。平时就是看看书,顶多出去散散步,走一走。没有任何养生。(笑)

14假如可以生活在别处,您希望生活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

生存环境和生命无法选择,人不要逃避这些东西,而是选择你在特定社会环境里的行为。

不管是对社会、对文化、对戏剧,你跟着人家说那些说了一百次的话,有什么意思?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保留思想的自由,让我能够脑袋长在自己头上。本版文/木子吉

责任编辑:冯微微(EN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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