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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冰霜 与病对话 看见生命的希望与光亮

2019-05-2214:24:47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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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胡冰霜,是3月30日在成都,她的书《与病对话:全科医生手记》在成都购书中心的首发式。去了才知,那一天还是“国际医生节”——为纪念麻醉医生Crawford Long 为一位摘除颈部肿块的患者成功实施世界第一例乙醚全麻手术而设立。

胡冰霜老师个子高,走路不慌忙、自带风。口音似曾相识,少一般“川普”的喜感,是一种“润物细无声”、带点儿叹息感却又暗感力度的中音。这样的她起身回答听众提问老年失智症,说到“有个统计学数字:退休以后五年,50%的人会得不治之症。用进废退,而且这个病还有个特点,开始退化的时候还是慢慢的,到一定节点之后就迅速退化,记忆全面下滑。所以在早期稍微抓紧一点,把喜怒哀乐还给他,他需要承担的、需要做的、要亲自动手的,一切事情他都要参与”时自带权威感。

从3月30日讲座,到4月4日专访,那期间,我的母亲正躺在成都市肿瘤医院的病床上。这部分是我做这个选题的理由。专访两日后,母亲在清明节次日一个清凉的早晨离我而去,我在无助的荒凉中想起胡医生的话——“生命就是向死而生。我记得我出道的第一天到医院,抢救的病人是晚期乳腺癌,已经溃烂了。做心肺复苏无果,三五个小时之后,我们四个人一块把她抬到太平间。我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知道了,生命脆弱,生死即如昼夜,就是这样的。比如某人上手术台的时候是站着来的,而下手术台的时候就可能是永久的躺下了。因而我们每个人的这一百年都十分有限、十分珍贵:我们必须要决定,我们必须选择自己的心情和活法。”

北青报:您的书名,有个很打眼的后缀——“全科医生手记”。什么是全科医生?在医学越来越发达、分科越来越细化的现代,还有做“全科医生”的机会?

胡冰霜:全科医生,又叫通科医生,英文叫general practitioner。华西医科大学是严格的全科培养制度,五年下来,经过基础和临床的学习、见习、实习(见习是看,实习是做),而后可以做任何一个科的医生。

1978年我进了华西(当时叫四川医学院),医学系医学专业,学临床医学。1983年毕业的时候,有几十个同学留在附属医院工作,分别进了内、外、妇、儿、传染、结核、放射、皮肤……各科,还有同学去了基础部——解剖、生理、药理、病理……一到科室,就在第一线工作,老师们期待你快速成为主力。

我们经历的是严格的全科培养教育 五年下来可以做任何一个科的医生

北青报:您选了精神科。

胡冰霜:我们实习时,几乎每个科去轮转过。我上医学院之前,在四川省建工局职工医院当过三年多护士。刚进建工医院时我去的外科,再一年左右就到了手术室。所以再到医学院毕业实习的时候,老师们就觉得我比较熟练,特别是外科。外科的老师们,比如泌尿外科,就说“你干我们这科很适合,你到我们这儿来工作吧”。但是到最后一刻,填意向时我填了“精神科”。

北青报:为什么?

胡冰霜:原因很直感,也很复杂。我先生喜欢文科,宗教啊哲学这些,也可以接轨。然后我就干了精神科,1983年干到1992年。

北青报:您这本《与病对话》,开篇就写了一个《藏药的精神病人》。大夫们认为病人肯定藏了药没吃,就因为“她怎么一点儿副作用没有?”听上去先觉得哪里不对,然后细思极恐。

胡冰霜:我做医生第三年,1986年年底,就做了住院总医师。委以重托,天天住在病房,搞药物治疗啊、电休克啊这些。五六年下来之后,我对精神科的药物有点儿接近幻灭了,觉得每天开这个处方,弄成有点像那种流水线了——门诊一上午要看30个病人,病人话音还没落,你唰唰处方就写完了。就这样你还忙得没时间喝水上厕所。同样的药,恐怕开出了上万张处方签。

1983年秋天,我刚到病房就看到一个人,年轻人,因为药物的副作用,肩、颈面部肌肉痉挛、抽动,每走七步就要转过脸来笑一下,走七步就笑一下……一直这样,除了睡觉,连吃饭时候都这样。当时我都开始流冷汗了,一个年轻人。他当时用的是氟哌啶醇之类的抗精神分裂药物,我就开始高度怀疑。但是这个体系当中那么重的病人必须要这样用。没有办法,来华西的病人大都重得很。

几十年下来对药物的信仰三起三落 副作用、耐药性诸多问题,让人信仰“落”

北青报:书里看到“对药物的信仰三起三落”,您用了“信仰”这个词。

胡冰霜:西医的治疗,像麻醉、手术这些可谓功德无量;放射、检验的诸多进展,逻辑也很清晰,弥足参考。这些都是西医的成就。

至于药物,比如抗菌素,治疗因果关系明确,让人信仰“起”;而副作用、耐药性诸多问题,让人信仰“落”。精神药物后来有很大进展,但副作用也不可低估。无论中西药,都是有副作用的,都要经过肝脏代谢,肾脏排泄。

我比别人要谨慎些。因为谨慎你还有机会呀,你观察。你莽撞用了以后又取不出来。那你能怎么办?

北青报:您看到了专科的局限。

胡冰霜:我就想再去考学,考走。

之前按《住院医师培养计划》,我1985年去心内科学习过半年,1986年又去神经内科学习了半年。1992年考博士我就跨了一个专业,到了华西医科大公共卫生学院的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专业。因为我之前跟他们合作搞过一些研究,比如噪声、高温作业条件下焦虑抑郁情绪问题。博士阶段就做的是预防医学范围的心理学,做了很多临床心理学相关的研究,还做了心理评估的系统(当年想搞人工智能专家系统)。

博士论文请了上海的老师来答辩。老师希望我继续去上海复旦做。我于是就去做博士后,1996年到1998年。上海的风景不一样:八面来风,很多项目。那个教研室里面,白天是老师们的天下,夜晚是学生们的天下:师弟师妹们检索、实验、撰写,夜夜灯火通明。两年当中我从来没在半夜三点前睡过觉,天天事情要做到半夜,早晨六七点钟必须要起来,因为儿子也在那边上学,要给他做早餐。

1998年博士后出站的时候,老师们很挽留。我的导师给我妈妈都写过好多次信,说胡医生回到“大西南”就有点浪费了。但我妈妈在电话里面哭:“你要回来啊。”我说那就回来嘛。

北青报:那觉得被浪费了吗?

胡冰霜:回到四川大学突然就闲下来了。我原想去哲学系,搞搞形而上,但学校希望我参与筹建心理研究所,希望我认真讲课:这些课,看你上哪一门?我最后挑了一个稍微相关一点的,叫“管理心理学”。

当老师时间就多了,我开始坐图书馆,千载难逢:我看到了《史怀哲传》。

读史怀哲,感觉脑袋中有那种光起来了 一个人一生,可以有这么多可能性

北青报:这个周六在伊藤洋华堂建设路店的讲座,您就是要去讲史怀哲医生的,是吗?

胡冰霜:因为史怀哲这个人,我还是想要让大家知道。

1998年,我在四川大学图书馆偶然读到台湾人钟肇政译的《史怀哲传》,相见恨晚。史怀哲1875年生在德国阿尔萨斯,20多岁的时候,他就是音乐学博士、神学博士、哲学博士,研究基督教神学。他看到非洲传教团的报告说那边缺医少药,他就想学医。

他30岁开始学医哦,学到三十七八岁。他管风琴弹得很好,还会修管风琴。他还写过一本《巴赫传》,去年出了中文版,我看了脑袋都大。他是真正叫博大精深。他37岁医学院毕业后,用了两年在欧洲弹琴募捐,募出了一个医院的装备,才起身到了非洲,40岁在非洲加蓬建立了史怀哲医院。他精通内、外、妇、儿、皮肤、传染、神经、精神各科,同时要做麻醉、手术、接生、检验、免疫,还要搞建筑、种植、掘墓、筹款、后勤、管理等等。那里潮湿,建房子要打桩;病人死了,当地人很迷信,他还要亲手来挖墓坑。他一天16个小时工作制。

即使这样,他还是长出了三头六臂。行医50年过程中,把医生、哲学家、神学家、音乐家的事业都做到了极致,甚至在晚年还写出了一本《中国思想史》。

北青报:史怀哲拿了1952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因为“对人类自由与和平的热爱,以及在为非洲人民服务上所表现出来的自我牺牲精神”。

胡冰霜:我现在都记得那天翻到那本《史怀哲传》,我在图书馆几乎坐了一整天。脑袋除了发晕发胀,还感觉有那种光起来了——一个人一辈子,原来可以有这么多可能性。

那时候初回川大,还是有点茫然,觉得是不是一辈子句号就画在这儿了。读了史怀哲后,脑筋开始转动了。同学们似乎也害怕我的光阴浪费了:“胡老师,成都现在有一个什么什么项目,需要你这样的人。”随时都来说这个事情。

2002年,一个国际机构需要一个全科医生,我就去了。这个机构在世界几十个国家都有志愿者,我服务于这些志愿者,做全科医学、预防医学、心理健康等等。

挺有挑战的,要用英语行医。第一个病人是眼科的急诊,他坐了9天火车之后,突然看不见了。我那天要陪他去看眼科专家,要说清楚:结膜、角膜、巩膜、虹膜、晶状体……这些解剖词汇,那一夜我都在死啃英文眼科学。接着下一个病人是吞咽困难,食道esophagus,就是记不住,我就想个办法——边读边跳起来:esophagus!就记住了。然后又是骨关节、心脏、呼吸、皮肤……各系统疾病。

幸好自己觉得自己可以、应该;觉得自己要做的比起史怀哲差远了。他还要去亲手挖墓坑,我总还没有去挖坑嘛。

外国人用药严格到什么程度 吃一粒抗菌素要写几页报告

北青报:那您服务的都是外国人?

胡冰霜:对,先是全职、后是兼职。

北青报:对于中国大多数人而言,“全科医生”都是新名词。它和专科医生,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胡冰霜:我在国际机构做的是全科。必须照“全科医生指南”行事,处理大部分的常见病和多发病,要第一时间看。如果不能处理,比如说阑尾炎需要手术,骨折需要固定,就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转诊到医院,不能耽误了。

全科医生是基础,服务于工矿、企业、社区、家庭。大致上讲,全科医生在眼界上日益博大,专科医生在自己的专业上日渐精深。医学信息更新很快,全息的眼光很重要。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都需要不停地学习。

北青报:在老外那儿做全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胡冰霜:到那儿以后就发现他们的装备太齐全了。每个志愿者都配备了一个药箱。我手头携带了他们的病史:每个人一张纸,贴上他的照片,写下他的药物过敏史、疾病史、家族史,这样的话就熟悉情况,比较有把握。

按指南用药,指南严格到什么程度呢?我跟你说一个病人吧,这个病人是泌尿系统的感染。有时候肾脏感染是很危险的,一不小心就中毒性休克。我到了病人所在地,马上静脉输液挂起来,然后详细看他到底是哪个系统的问题。

然后半夜写报告,电话马上就来了:“这个病人为什么不能口服药?”“可不可以肌肉注射?为什么一定要输液?”我说他确实恶心、呕吐不能口服,因为脱水、高烧,如果不输液的话循环就不好了。要解释清楚。这个报告要写好多篇。要有足够的证明,证明你的处理是必要的。

这样做医生就做得很谨慎,挺好的。我很赞成对人的命看得很重。我那时还做过一个噩梦,我梦见中国北方的老百姓在荒原上,赤着脚在走路,就像“出埃及”那种感觉。腰上系个腰带,北风呼啸,那么多父老乡亲赤着脚在走。

全科医生做了几年以后,当时我们北方的邻居——蒙古那里缺医生,于是就去了蒙古,打熬寒冷的秋天、冬天、春天,那边冰天雪地,医疗资源缺乏。

医学不仅需要指南和科学 更需要全息的关照、全科的关注

北青报:感觉您比一般同年的医者是有超前的。听完您的讲座,再第二遍读您这本书,发现您是有理念贯穿在里边,比如说不要过度医疗,对药物的谨慎,比较赞美生命的自愈力,包括您对按摩、蜡疗等传统疗法的推崇。

胡冰霜:这些都不太像一个西医哈?

做全科医生确确实实有更多所见。而且每个人你从头盯到尾,盯到他好,你就有一个个人经验,就不是单纯按照指南、按照框架办事。我觉得医生是需要个人经验的。医学不仅需要指南和科学,医学需要全息的关照、全科的关注,需要审慎、周密,需要很谨慎,有时也需要很胆大。

如今越来越多清醒而智慧的医生注意到了医源性、药源性疾病,以及过度医疗的问题。比如老年医学,老年人一般毛病多、诊断多,轻易不难写出十条八条,包括心血管、内分泌、神经、消化、骨关节、呼吸、泌尿、皮肤等等各个方面。更多的甚至可以写出20多条,占满大半张纸,令病家望之心惊胆战。而临床各专业的科学考量和权威判决都一言九鼎,各科医生都会各各开出几种药来,加起来自然会是一大把,吃下去在病人肚子里彼此邂逅、相生相克。所以对老年病人们用药,尤其需要全科医学的全息视野,需要质疑、推敲、比较,而后有审慎、周全的判断和思路。

北青报:能总结一下您这方面的理念吗?

胡冰霜:我觉得是这样,西药完整发展的历史,我们说100年,就是很大一个范畴了。我们药物好多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而文明史、人类的历史、健康的历史、疾病的历史很长。人的机体还是有很大的康复潜力的。

西医的手术、检查是很好的。无创的全身检查,我非常看重。一般我要看病人的所有病历:血压、脉搏、心电图、胸片等等都要看。而且要全身检查,亲自检查。即便已经被别处确诊了,都还要详细考究。

包括一些表现为心理问题的,比如焦虑、抑郁、幻觉问题,我都要看看他全身的检查。以前我就见过自杀的病人,其原因是锰中毒。还有病人,腹痛了很多年了,在我们精神科诊断抑郁症,结果是胃癌。这是很大的教训。

其实以前基层医生、赤脚医生都是全科。背个药箱巡回,身体哪个地方不好都要管。我很喜欢那种,先看全科,再说专科。比如头痛、感冒、咳嗽、腹泻,这些最好及时全科处理。

我觉得我们极需要全科。一个社区、企业、单位,如果有个全科诊所,服务于这一个区域,医生们就有可能了解他的服务对象,就能有的放矢:曾有怎样的病?脆弱在什么地方?家族的疾病趋势?过去用药的经验?医生们认识周围的那些病人,背着药箱去病人家中,这是契诃夫、日瓦戈医生时代的行医风格,挺好的。

北青报:像您这些经验您有没有机会告诉别的同行?我觉得这些东西听起来很基本,但其实都好关键。

胡冰霜:应该跟大家讲。所以,我还要继续写。我其实原先写得比较多,书上只留了一些。因为虚无、黑暗、绝望、无可奈何很多啊,而我要表达绝不是为了这些。世间我觉得苦难把大家消耗了,何必呢。还是要有希望,有可能性,有一点点大家活下去的光亮。

采写/本报记者 吴菲

供图/胡冰霜

胡冰霜,1958年生于成都。

华西医科大学医学博士,复旦大学预防医学博士后,四川大学心理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华西医院精神科医生,先后至摩洛哥、摩尔多瓦、美国、保加利亚、蒙古等国从事全科医学的学习与实践,并担任“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专家。

责任编辑:范逸昕(EK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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