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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保护,“冷板凳”热起来

2019-06-2814:50:42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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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文化传承有三个渠道:一是物质形态的文物;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三个是古籍——刻印在甲骨文、竹木简、帛书、纸等材质上的典籍,记载了大量中华民族文化形态和发展历史,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想象力、创造力的历史见证。

古籍中有丰富的内容可服务当代。屠呦呦从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记载的“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获得启发,采用冷水榨汁再浓缩成药的方式,成功提取青蒿素有效成分,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从不愿“露富”到打开心结

中国古籍浩如烟海,但由于朝代更迭、战争、自然灾害等原因,留存至今的万不存一。为摸清家底,中国2007年开始启动古籍普查。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从制定标准开始,没想到历经漫长的磨合。刚开始,我们希望普查尽可能详细地对古籍进行著录,却遭遇很多预料不到的问题。比如版本,一部书,有说是明版,有说是宋版,有说是明或清的仿宋版,莫衷一是。后来调整标准,让著录项目尽量简洁,只留书名、著者、版本年代、册数、存卷等必备项目,加快了普查进度。目前,全国已累计完成260万条普查目录,占古籍总量的80%以上。

刚做普查时,有的收藏单位不愿意让外单位的人介入登记,不愿“露富”。我们专门解释,整理出来的目录和古籍还是归属自己,大家的疑虑逐步解除。

在古籍普查登记基础上,目前,《中华古籍总目》国图卷、天津卷、水文卷等编纂工作已陆续启动。

比“五年规划”还厚的文件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由国务院颁布,入选的版本基本与“国宝”无异。当时向国务院提交文件的时候,仅目录就一厚本。国办的同志说,没见过这么发文件的,即便是国家“五年规划”也没这么厚,还有好多生僻字。

光发文件还不行,国务院的文件是“户口本”,单部书有文化部颁发的“身份证”,才具备法律意义。目前,已公布5批名录,12274部古籍入选,第六批正在评审,有的省还建立了省级名录。

命名“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要国务院批准,彰显了政府的作用。现已命名180家,同时公布古籍存藏书库的建设标准,投入要求地方政府文化资金。由此带动全国1000余家古籍收藏单位不同程度地改善库房条件,超过2000万册件古籍得到保护。

2010年,原文化部命名12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组织开展国家图书馆藏“天禄琳琅”清宫珍籍、山西省国家珍贵古籍、云南“纳格拉洞藏经”、陕西图书馆《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古籍修复项目,累计修复古籍超过330余万叶,带动全国各级各类古籍存藏机构建立专业古籍修复室247个。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南京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8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获得国家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

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实验室在古籍修复用纸、古籍文献装具、古籍库房环境、脱酸等研究方面均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杜伟生被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古籍中最“冷”的板凳,正一步步“热”起来。

现代技术化身保护神

现代科技为古籍化身千百、服务社会提供了便捷条件,有效地保护与传承珍贵古籍。截至目前,数字化的资源库发布总量超过3.2万部,国图2/3的古籍善本实现在线发布,数量相当于8部《四库全书》的规模。全国累计在线发布古籍资源已超过6.5万部,古籍中的文化得到广泛传播。

上世纪90年代末策划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以“继绝存真,传本扬学”为宗旨,精选重要和珍贵的古籍版本影印出版。第一期出版了758种8974册,二期583种4421册,先后入藏国家图书馆、31家省级图书馆、100所高等院校以及国内外学术机构,赢得学界广泛好评。它相当于“新善本”,让前人的好东西多了个保护和传承的渠道。

目前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已累计招收古籍保护专业硕士126人。复旦大学成功申办古籍保护一级学科,并成功申请古籍保护博士学位点。复旦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建立了古籍保护研究院。

存世的中华文献典籍,有数以百万册流存于海外,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存世孤本。2016年启动建设的“海外中华古籍书目数据库”,累计收录包括美国、加拿大、西班牙、日本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信息72.6万条。国家文物局委托的“海外中华珍贵古籍调查项目”,则收录海外中华古籍宋元明近2万部古籍书目信息,采集4000余幅古籍书影。我们开展海外藏《永乐大典》数字化回归工作,现累计出版海外藏《永乐大典》57册。2014年,北京大学斥资18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1亿元)从日本大仓集古馆购得“大仓文库”古籍,共931种28143册,其中文津阁《四库全书》抽出本,被专家鉴定为存世孤本。2018年6月26日,国家图书馆接受日本细川家族永青文库捐赠的36部4175册汉籍。

古籍里的文字活了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维系中华民族的根脉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来认识古籍保护,会发现还有些难题待破解。

比如古籍保护在立法层面有缺失,相关的《文物保护法》《公共图书馆法》对古籍也不具备适用性,古籍保护在经费投入方面缺少有力保障。再如很多地方重申报、轻保护。申报完后保护的具体措施没跟上,研究利用做得不够。社会力量还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参与进来。

除了纸质古籍以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石刻文献,像碑铭、摩崖、墓志等,在田野中遭受着大自然的酸雨、风化等侵蚀,如安徽天柱山三祖寺旁“山谷流泉摩崖石刻”,刻满了自唐代以来1200余年间的摩崖石刻,据说有四五百块,其中不乏王安石、李师中、苏东坡、黄庭坚等名家大家的刻记。建议古籍保护中心搞一个专项,通过传拓、拍照等方法,把它记载下来,列入古籍保护的范围。

现在普遍重本体保护、轻挖掘整理,对古籍融入当代生活、造福民众还没有破题。古籍文献中可供挖掘的内容十分丰富,现在的制造业、旅游业、文化事业甚至外交国防事务,都可以从典籍中寻根溯源,回到古籍寻找答案。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很多旅游点都是从典籍中挖掘出来的。例如西安永兴坊,通过挖掘古籍文献,将文献记载中的各种陕西小吃汇聚一地,在占地不足1公顷的地方创造了商业奇迹,成为餐饮市场上的范例式旅游点。现在很多互联网公司,包括阿里巴巴、抖音等,都看到了新形态下传统文化的魅力,开始瞄准传统文化领域。善于借助市场主体,将古籍导入市场,更加贴近人们的生产生活,才能传承文化。

(作者系原文化部副部长、国家图书馆原馆长)

周和平

责任编辑:冯薇薇(EN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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