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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同长大,把它记下来,我没有辜负这段生活

2020-10-2210:10:00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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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衡

胡同旧貌(徐越手绘)

儿时记忆(徐越手绘)

李村30号院的院门口

老院子(徐越手绘)

李村公交站

医生周衡

周衡是天坛医院神经内科的医生,年少时曾与新闻专业擦肩而过,内心却有着一粒写作的种子。人到中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出诊查房之余写下属于自己的“城南旧事”,唤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和共鸣。前不久,他的新著《胡同忆旧》一面世,更吸引了读者的广泛关注。

采访医生比想象的还要难得多,因为周衡太忙了。终于面对面坐定,两个多小时的交谈,时光像倒流了三四十年,几乎消失的李村已经融进他的精神世界:那时物质的匮乏,挡不住率真的快乐;平实的生活,掩不住追求的步履……如数家珍之间,能真切感受到周衡对胡同的热爱、对生活的热忱。同时,生活的真谛似乎更值得去品味和思考了。

两年多时间,用手机写完了10万字的《胡同忆旧》

医生每天出诊查房、应付专业著述都忙不过来,怎么还能出一本文学类的书?很多人见了面第一句都这么问周衡,他笑着打趣说自己的日常听起来很枯燥:早上8:00开始交班,把头天、夜班的事整个过一遍;然后开始上午的查房,20多个病人仔细查一遍,一上午就过去了;中午吃过饭,13:00门诊专家号。神经内科是天坛医院的重点科室,病人来自全国各地,虽然门诊的限额是半天17个号,但遇到老病人复诊、同行同事推荐病人的情况,加号是免不了的。即便每个病人看10分钟,将近4个小时就过去了。此外,大概每10天左右再值一个夜班,那天就得是24小时盯在医院。

今年,周衡带领团队出版了《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疑难病例(第四辑)》,使得“那些年我们管过的病例”得以记录下来,这一纯靠情怀完成的系列著作收获了极好的业内口碑。周衡还作为主编完成了一本40万字的专业著作《急诊神经病学》,他不仅撰写了其中的两章,还承担所有文章的修改和润色。从哪偷来的时间写《胡同忆旧》呢?周衡笑了,“40岁以后,我就觉得不能浪费时间,如果干了闲事儿,会有一种负罪感。比如说值夜班的时候有的人会追剧,光想想我就觉得接受不了。”

写《胡同忆旧》的灵感则源于一次同学聚会。几年前,周衡的小学同学第一次聚会,不少多年失去联系的同学都被找了回来。大家兴致很高,聊起许多当年的趣事,原本早已忘记的岁月一下子清晰起来,过往的点点滴滴不时沉浮在脑海之中。之后,在一次出差候机的时候,周衡掏出手机写下了其中一个片段随手发到群里,没想到群里热闹了好一阵,有人点赞有人补充。从此,周衡一发不可收,让他感到神奇的是,记忆就像是一个蒙尘的老信封,不经意间被打开后,所有的过往竟是如此鲜活,昔日情境就像镜头回放般,一桩桩再现眼前。

周衡几乎把各种碎片时间都用上了,等飞机、坐高铁,“没事的时候就写一段。比如说今儿去出差,可能路上有40分钟的空闲时间,就先构思一下,路上写完之后基本就不改了”。平时想到什么题材他也会赶紧先记在手机上,连每天晚上跑步锻炼时也在想事,“今儿想起一个拍洋画,明儿想起一个假领子,就把题目先记住,然后坐地铁、出租车之前,先想想那会儿的大概情况,等到车来坐定了,就开始写”。

两年多不间断地利用空闲时间,周衡用手机写完了10万字的《胡同忆旧》,“最后交给出版社终稿时,改动的程度不超过10%。”在此过程中,有时回想一天安排的几件事都能干完,周衡自己都感到挺奇怪。他觉得压力大反而使自己练就出一个本领,“我每天睡5个小时觉就够用了,而且从来没有失眠过,入睡特别快,质量特别好。有时候坐两站地铁,我能睡两觉。车一开我就睡着了,到站我就醒了。一看还差一站,再睡一觉。下了车该干啥干啥”。他每天早6:10起来,晚上回家跟爱人一起打理完家务事和孩子的功课后,少说也得11:00了。然后才是干自己事的时间:做做课件,写写东西。他打趣,“我一般凌晨1:00睡算正常,可能要比别人多活了1/5。”

哎哟,自己还能写出这样的东西

1971年,周衡出生在北京南城李村的一个小院,小时候还没有南二环的景泰桥,四周都是农田。直到现在,北京人还爱管李村叫李村儿,加了儿化音,透着乡土,左近的地名也是差不多的一个风格,黄土炕儿、琉璃井儿……周衡笑言,过去在老北京看来,过了天桥就是南城,出了永定门就是乡下。正是这片“乡下”,给了周衡一草一木的根基,以及胡同文化的滋养。

刚开始动笔写《胡同忆旧》时他才发现,自己几十年来来回回的活动轨迹,也就是地图上巴掌大一块地方:“十岁之前出没在李村儿的胡同里,中学上的天坛东门附近的109中学,一待就是六年。大学往西挪了一截,在菜户营的首都医学院。毕业分配回天坛医院,又回到中轴线上。”像许多北京土著一样,周衡没有天南地北求学谋生的奔波,自带很多北京爷们特有的气质:说话乐乐呵呵,办事四平八稳,最大的希望是能找个时间放空自己,慢慢享受生活。

周衡回忆在写胡同生活时,老有个场景从脑海里蹦出来:当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过一篇小说,很让他着迷,叫《古老的南城帽》,“每天都坐在收音机旁边静静地听,说的几乎就是身边的事,让人感到特别亲切”。

周衡坦言,出版《胡同忆旧》不求畅销,为的是能给自己经历过的一段生活留下个印迹。“我的日子没白过,都有个交代。当了几年大夫,写了四册病例汇编。在胡同生活长大成人,把它记下来,让大伙能看见,我没有辜负这段生活。”

他没想到的是,书一出来有那么多人喜欢,先是年龄差不多的同学朋友,大家都觉得唤起了对儿时生活的回忆。还有很多低龄读者给他留言,“看了你的书,能体会到那会儿的生活,真挺好的”。医院里刚参加工作的九五后小伙伴,聊天时老爱让他说说过去的事。甚至儿子也会好奇地问他,“爸爸你写的录音带我都没见过。爷爷家以前看电视还用接天线呀,电视不是接上插口就能看了?煤球炉什么样呀?”

让周衡感动的是,老同学徐越也是老北京的胡同串子,看了他写的一段段文字,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拿起画笔,描绘出那些共同的旧时光。徐越觉得,那些胡同里的老山墙、搭棚盖的小房,爷爷在空地开荒的小花园、种的紫丁香、养的金鱼,胡同口的副食店、粮店、邮局、修车铺、澡堂子,甚至沙土堆、砖垛子……无一处不藏了他们这一代人的满满回忆,“画着画着能掉眼泪儿”。因为徐越画得特别精致,还很有情趣,后来被编辑作为插图选用,为文字增色不少。

要是写完一件特有意思的往事,周衡能激动半天,那些场景常常挥之不去:老少三代在夕阳中捡拾杨树花,奶奶蒸出两锅大包子;爷爷和父亲备料自己动手盖小南屋;暑假陪姑姑住给她壮胆,俩人却被夜里屋顶上找食儿的耗子吓到;胡同里卖五香蚕豆的老爷子,崩爆米花的师傅,能陪着胡同的孩子消磨一个下午;无意中发现小树林儿深处的安乐林文化站,和小伙伴第一次去看录像,就被香港武侠片看得热血沸腾;老街坊们把自己房子腾出来给“大全儿”安排喜宴……他每每庆幸,“哎哟,还能写出这样的东西”。

曾考进“北京中学生通讯社”,磨炼了写作能力

周衡一手写刻板枯燥的专业著作,一手写细腻温情的文学回忆。看似“分裂”的写作是如何做到的?周衡坦言,他对古典书籍天生就喜欢,而且父亲对他的影响很大。上小学时,有一次父亲得奖拿回家一套《资治通鉴》,他至今记得特清楚,“黄色的封皮,特喜欢,没事我就捧着看。我爸就挺奇怪地问我,你不用工具书看得懂吗?我说大概能懂多一半。”后来上初中之前,他把《西游记》《三国》《水浒》反复看了好几遍。

到真正要求写作文了,他的作文分数有一段时间特别差,“几乎可以说是不会写”。可把当过语文老师的父亲着急坏了,一次考试前临时抱佛脚教了他两篇范文:一件难忘的事、一个可爱的人,告诉他事怎么写,人怎么写。结果那次考试成绩还不错,他似乎一下开了窍。后来到了中学,写作题材变得广泛,周衡意识到再靠范文不是长久的办法,于是他很正式地跟父亲说“以后您不要管我了,我自己来,写多少分算多少分”。

幸运的是,一上初中他就碰到了一个特别好的语文老师,“那会儿课代表都是班主任委派,但语文老师在全班说我要自己找一个对语文有兴趣的。我一听,特想争这个课代表,于是每堂语文课表现都特别好。”老师喜欢他的机灵劲,后来就让他当了语文课代表。受此激励,周衡暗下决心:必须得写好作文。

彻底敲开他写作之门的是一本很老旧很厚重的《文学描写辞典》,“我记得特清楚,那本书的内容特别好。比如说写日出,里面就选了最好的作家,老舍怎么写的,曹禺怎么写的,包括外国作家的,托尔斯泰怎么写的等等。刚开始摆在一起看着模仿,后来就有了自己的想法,情景怎么叙述、层次怎么展开,好像一下就会了”。

90年代初,周衡曾考进北京青年报社办的“北京中学生通讯社”(简称“学通社”)。他还记得,同一届参加的“学通社人”有那威、骆新、王蕤和姜薇,那段难忘的成长经历独特而回味无穷,磨炼了他的写作能力。

高中面临文理科分班,喜欢文史的周衡原本一门心思想学考古,后来父亲劝他不如趁着年轻掌握一个安身立命的技术——去学医。“我爸觉得历史可以作为一个兴趣,回过头来再学都不晚,但理工的东西过了就学不了,他说你看鲁迅学医的,郭沫若学医的,都可以有所为。后来我一想也有道理,我喜欢的罗大佑学医的,张洪量也学医的,就选择了理科”。周衡算理科生里文科成绩最好的,“因为政治语文分都挺高的,高考时还占了点便宜”。

直到现在,周衡最喜欢看的还是传统文学经典,“像巴金、茅盾、沈从文等等那代人,特别有深度,总会有新的发现。前几天我重读鲁迅的《孤独者》《在酒楼上》,当时看不下去的东西,现在一看却非常感同身受,很受触动”。周衡越来越觉得,虽然每天工作非常紧张,“但写作还是挺好的一件事”。

如果有人文情怀,可能做起医生来更得心应手

多年出诊,周衡体会最深的是,如果一个医生没有人文情怀,“专业能做得很好,但跟人沟通很容易出问题”。在他看来,医生跟病人打交道,必须能理解人。“如果对人文历史更了解一些,可能做起来更得心应手一点”。让他遗憾的是,“现在的医院对科研都比较重视,但缺少人文培养,尤其是门诊医生跟人打交道,培养情商也很重要”。

周衡不仅医术好,人也很随和,他在医院出诊特别受欢迎。很多病人都有一个感受,“只要跟周大夫一交流,就能把心里话说出来”。周衡笑言,好的交流是从病人一进门就开始的,病人说病情常常比较啰嗦,可就算说得很慢,周衡也不会打断他,有时候家属都觉得烦了,“你别说了,我替你说”。这时周衡会立刻阻止,“你别说,让他自己说”。在他看来,病人自己说的才是最准确、最客观的,有时无意中一句话对诊断就很重要。

周衡出诊时,遇到看不惯的事总忍不住要管。有一次一位妈妈带着孩子来看病,孩子坐下,妈妈站在旁边说病情。谁知那孩子特混,刚说了两句就大声呵斥他妈妈。周衡看不下去了,“你妈带你来看病,还陪着你,对你多好,你怎么对妈妈呢?你应该和气点,等她说完你再补充”。

病人跟周衡唠叨最多的是,“以前挂了好几个特需号,每次花好几百,可看病不到五分钟就出来了。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大夫,能跟我们聊这么多话”。周衡觉得,医生和病人是合作,才能一块把病解决了。“如果大夫总居高临下的,就算诊断很准确,但病人的感受不会好”。

神经内科看的几乎都是疑难病症,周衡直言,“人的神经从头到脚哪儿都有,所以哪儿都可能有问题,癫痫、脑膜炎,老年痴呆、肌无力、渐冻人,这些都是我们科室的。”很多第一次来的病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个大夫脾气好态度好”,以至于找周衡看病的人越来越多,号也越来越不好挂。

有人直接找上门说,“周主任下星期想找你看病”,他也总不忍拒绝,“行,来吧”,来了只能加号。“天坛医院的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在国内专科排名四年双第一了。毕竟这些病很难治,很多外地来就医的病人到这儿就相当于是终审了,我不能说算了别看了回家吧。有一线希望的肯定得鼓励他,帮他们想办法。”虽然工作非常累,但是周衡很喜欢自己从事的专业,身边的人也都觉得他特别适合干这个职业。

出门诊不但不觉得累,还很治愈

照理说出门诊是最累的,可周衡不但不觉得累,还觉得挺舒畅,甚至能治愈不好的心情。“有时候情绪不太好,但一出门诊看完几个病人之后,就觉得舒服多了”。他坦言看病的过程自己很愉快,“特别是看到病人来的时候很难受,帮他解决了病患的问题后,是有成就感的”。

多年行医,周衡收获了很多病人真挚的情谊,并且带给他特别多的欣慰,“有的人大老远来了,看我在忙赶紧就走,说看见了就安心了。有个阿姨特别逗,每年春节酱两个猪蹄送来,放下就走,好几年了”。

周衡喜欢一个人坐下来,踏踏实实钻研点东西。“为了使几件事一块干用时最短,我还研究过统筹。比如出门诊看病人,我就利用间歇布置病房里的活,让他们把病历整理好,把片子通过微信传过来。从这个门诊走到病房大约需要10分钟,利用这个时间我就能把传来的五六张片子看完了。等到了病房的时候我就有结论了”。

周衡很少出去聚餐吃饭,放松时他喜欢听听音乐,还爱摄影和旅行,上初三时他正儿八经学过几年摄影。“1987年的暑假我加入了‘小广角摄影协会’,当年的摄影老师是谢海龙,黑瘦黑瘦的,来给我们讲课。后来我当知青的七叔从东北回北京,教我装了暗房,那会儿家里不富裕,我爸还为我买了放大机。冲洗胶卷、显影、定影、上光我都会了。”

中学的时候,有一年冬天,西北风刮得奇冷无比。他去中国美术馆时看见一套《纽约摄影学院教材》,爱不释手。可那套书是上下册,一册七块多,他掏干净口袋里的钱只够买一本上册。买完上册后站在那犹豫了半天,生怕过几天再来下册卖没了,于是他一咬牙顶着大风骑回家,要了钱又赶紧骑回去,把书买全了,“那套书一直是我学摄影的指南”。

周衡下一步还有个小目标,他是想写点游记,配上自己的摄影作品,把多年行走中最喜欢去看的博物馆、名人故居中获得的乐趣,以及感悟表达出来。“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前两天他把最喜欢的这句宋诗很有点仪式感地抄录下来,希望自己能够静下心来,从万物中不断获得无穷的乐趣。

文/本报记者 李喆 供图/周衡

责任编辑:刘琰(EN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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